有序恢复出境游:东南亚“摩拳擦掌”,海南旅游如何“接招”******
过去很长时间内,因地理、气候环境相似,海南与东南亚旅游市场“互为对手”。
1月8日起,出入境新政正式实施,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优化,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、访友申请普通护照。多项政策发布,也宣告着海南旅游的“老对手”——东南亚或许就要回来了。眼下,海南旅游正值旺季,泰国等地已摩拳擦掌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。面对东南亚乃至全球旅游目的地的竞争,海南准备好了吗?
海南旅游热度高涨,元旦假期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
作为第一批“阳康”的北京市民,小李在去年12月20日开始了海南环岛自驾露营。从北京到海南将近3000公里的路程,小李一家不紧不慢边走边玩,逛了岳阳,宿过漓江,花了六天终于“上岛”。
12月31日跨年夜,小李扎好帐篷,开了直播给亲朋好友欣赏海花岛的跨年烟花。络绎不绝的人群中,水天相连,入眼皆是新年的绚烂。1月9日,小李更是提前赶到文昌,调查了好几片海滩后终于选定位置,亲眼见证了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,将卫星发射升空的壮观场景。
“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。”小李这样形容自己的旅途。
和小李一样奔赴海南的游客还有很多。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消息,元旦假期,海南全省接待游客101.68万人次,实现旅游总收入15.03亿元。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5.19万人次,其中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4.84万人次。
2023年元旦假期,三亚·亚特兰蒂斯的营业额已不同程度超过2022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,来自餐饮、水世界、水族馆等的非房费收入增速已超过房费;总接待人次约3.7万;平均入住率达97.4%,平均每日房价为2736元。
据三特索道方面介绍,旗下海南项目元旦假期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,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.54%。另据抽样调查,2023年元旦假期三亚的旅游饭店平均入住率达80.89%,高端酒店集中的海棠湾、亚龙湾平均入住率已超过90%。
接下来的春节,海南旅游的热度仍将继续高涨。据携程发布的《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》,目前三亚的订单总量已位居全国第三,仅次于上海、北京。三亚的春节进港机票均价已超过1900元,同比上涨47%。
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披露,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春运期间预计运输航班1.6万架次,运送旅客273.8万人次。重点客源地主要集中在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西安等城市。为应对春运期间出行需求,三亚机场目前正在积极协调航空公司更换宽体机执行航班,并对成都、深圳、哈尔滨等城市的航班进行加密。
“老对手”东南亚或将回归,泰国预测今年将迎500万人次中国游客
在海南旅游热度高涨之际,去年12月26日,《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的总体方案》印发,“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”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之一。1月8日起,出入境新政正式实施,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优化,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、访友申请普通护照,恢复办理内地居民旅游、商务赴港签注。
多项政策正式发布,也宣告着海南旅游市场的“老对手”——东南亚要回来了。在去年12月26日新政发布后,多个疫情前大热的出境目的地,在2023年春节时段的搜索热度显著增长。携程数据显示,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位居搜索量增长最快的前十名目的地。春节出境跟团游产品的相关搜索量猛涨6倍。去年12月27日以来,从中国内地用户预订来看,热度攀升最高的跨境航班目的地涵盖曼谷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金边等。新加坡签证业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30倍,环比增幅达123%;马来西亚等国家签证预订环比增长近100%。
其中,泰国旅游市场受到中国旅客青睐。12月27日以来,内地旅客在携程上预订入住时间超20天的酒店订单中,泰国的酒店订单占比达44%。泰国旅游局近日发布预测称,2023年到访泰国的中国游客预计将达到500万人次,而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,这个数字是27.4万人次。
当地时间1月9日12时17分,出入境新政实施后首架来自中国的航班飞抵曼谷,泰国卫生部、旅游与体育部、交通部联合召开发布会,欢迎中国旅客。据悉,该航班由厦门出发,共搭载269名中国游客。同日,泰国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表示,泰国不再要求入境游客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。
当前,亚洲多国正“抱团”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。马来西亚方面预计,2023年将接待150万至200万中国游客。新加坡相关业者估计,中国旅客的回流将给新加坡全年带来额外的20亿新币收入。
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表示:“自中国宣布放开入境政策后,泰国等多国大使馆、旅游局均表态欢迎中国游客到访旅游。中国旅客的‘回归’对全球任何一个目的地来说,都是值得期待的。尤其是对于最近的亚洲市场,将起到明显提振作用。”
出境游全面恢复后,谁将率先面对挑战?
过去很长时间内,因地理、气候环境相似,海南与东南亚旅游市场“互为对手”。以泰国为例,在疫情暴发之前,国泰君安曾分析指出,海南和泰国同是热带热门目的地,但体验不同,各有千秋。一方面,泰国的娱乐项目丰富程度胜于海南,旅游资源和可玩项目也相对更优。另一方面,当时泰国购物可选种类多,免税种类、品牌、价格等方面整体优于海南。
此外,过去赴海南旅游与东南亚旅游的成本也有差异。过去,东南亚旅游一直被外界视作“高性价比”选择。2018年,小方报名泰国跟团游,行程共计5天,费用约为3000元人民币;2019年国庆假期,北京居民小冯与朋友两个人自由行前往泰国,共花费7000元人民币左右。还有消费者回忆称,疫情前泰国往返机票为1000多元人民币,若遇上特价机票还更便宜。
“如果我想住海景房又不想花太多钱,就去泰国。”小冯表示,“签证办理比较方便,相对国内人少一些。”而在疫情暴发前,海南旅游在部分游客眼中的印象是“贵”“宰客”,天价海鲜、婚纱拍照欺诈等事件时有传出,旺季机票价格更是高昂。2018年春节,因一场长达7天的大雾,数万名旅客滞留海南一事吸引了大众高度关注。
疫情暴发后,出境游按下“暂停键”,海南成为吸纳出境游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之一,这三年,海南旅游市场也迎来了迅猛发展,免税业成为其中代表。过去海南与东南亚市场在免税消费上的差距,得到有力弥补。
2020年7月1日,海南离岛免税新政落地,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10万元,离岛免税商品品种由38种增至45种,取消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。借势政策红利,海南免税业迎来腾飞。
据统计,2020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达274.79亿元,同比增长103.67%。2021年,这一数字飙升至494.7亿元,同比增长80%。目前,海南已有6家免税经营主体、离岛免税店数量增至12家,全省离岛免税店经营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。据海口海关统计,1月1日-1月3日,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亿元,同比增长9.7%,购物件数73.9万件,同比增长9.74%。去年10月,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。2023年春节,王府井国际免税港也将在海南万宁开业。
“等到出境游全面恢复后,海南旅游市场率先受到挑战的正是离岛免税业。”景鉴智库创始人周鸣岐表示,“免税的消费群体主要为高收入人群。过去三年,海南离岛免税吸纳的多为出境游回流的海外消费,而不是新创造的增量。出境游恢复后,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将被吸引至海外。在此背景下,海南离岛免税将由过去垄断性的经营方式,快速转变为面向全球免税店的充分竞争市场。”
在业内人士看来,以中国中免为代表的免税企业已在着手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,不把“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”。去年8月25日,中国中免正式于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,总募资金额约162.36亿港元,拟将全球发售的所得款项净额中的约22%或34.94亿港元,用于拓展海外渠道。其中,8.1%或12.81亿港元将用于开设约6家海外市内免税店。目标主要涵盖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市内免税店的网络,还包括在大型交通枢纽及市中心等地区开设海外市内免税店,目前物色的地点包括日本、斯里兰卡及老挝。
“出境游恢复后,海南离岛免税要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,那么海南一定要快速转变角色,包括销售策略、打折力度,都要去和国际对标。免税店竞争的关键之一在于价格,如果免税品的价格能做到比海外免税店还要低,那么它依然能成为支撑海南旅游的支柱。”周鸣岐表示。
“娱”在海南,如何实现差异化?
2010年,《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发布,确定在2020年将海南初步建成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。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披露,截至去年10月,海南共有84个A级景区,其中6个5A级景区,33个4A级景区。
海南酒店业发展同样迅速。截至2021年年底,海南省有各类住宿企业6800余家,床位数49.17万个。正式评定的星级旅游酒店126家,其中五星级22家,四星级41家。未被评定星级的准星级以上酒店约560家,公寓酒店约260余家,各类乡村民宿1500余家。
据迈点研究院统计,当前海南省住宿企业主要分布在海口、三亚两市,占市场体量超过60%。海南省民宿占酒店市场体量三成左右,主要分布于三亚、海口和儋州三个地区。
在此背景下,有游客直言:“三亚就是玩酒店的。”而这或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海南休闲度假领域的短板。
在旅游六要素“吃住行游购娱”中,“娱”是重要环节。针对海南好不好玩的问题,在小红书、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中,有不少消费者分成了两种意见。一种认为海南旅游的关键在于酒店,有消费者表示:“我挺喜欢去三亚,海棠湾找家酒店待上三四天,安安静静,很舒服。”另一种则认为游乐项目较少,难以满足体验,例如有消费者称“好多人说的好玩,是可以拍很多照片,但我并不觉得这种就是好玩。”
小胡表示,她去海南旅游时,主要的休闲活动便是在海边散步,或是在市区里“逛吃”,提及“娱”,小胡觉得当地没有什么娱乐设施。
“海南高端酒店云集,本身就是中国最成熟、最大的度假目的地,但海南的旅游产品还是有一些缺乏的,比如说住宿产品很多,娱乐产品很少。三亚·亚特兰蒂斯之所以受欢迎,除了品牌因素以外,其内容也比较丰富,有水族馆、水世界、演艺中心等,能够满足游客的娱乐需求。”周鸣岐表示。在他看来,海南接下来首先要做的,是将其“娱”这一方面给做起来。
去年2月,《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“零关税”政策的通知》发布,将旋转木马、秋千和旋转平台,过山车,水上乘骑游乐设施,水上乐园娱乐设备等8项商品纳入清单,也引发了外界对海南主题公园建设的展望。
对于“娱”中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公园项目,海昌海洋公园的策略或能反映出此类大型项目在海南要应对的挑战。2019年,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,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题公园,而是带有游乐设施的开放式街区。海昌海洋公园方面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,在海南这样的气候和环境下,封闭式的园区难以让游客获得良好的休闲感受。此外,三亚的旅游发展方向并非大客流,而海洋公园的运营必须依靠大客流。
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林焕杰表示:“三亚旅游淡旺季明显,淡季内三亚项目的游客可能会减少很多。尽管把物业租出去可以回笼资金,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盈利,但这种模式之下,项目本身的规模可能就不是很大,因为规模大的话也需要很高的运营成本。”
不过,当前海南也在积极发展各类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。例如去年7月,《海南省游艇产业发展规划纲要(2021-2025年)》印发,提出到2025年,海南游艇产业链体系基本形成,游艇消费场景更加多元,国际知名游艇品牌逐渐进驻海南,游艇行业龙头企业初步形成,游艇消费成为城市消费新增长点等目标。
眼下,出境游全面恢复仍有待时日,在业内人士看来,海南应抓住机遇打造自身优势。 “海南应加大招商引资,在整个旅游产业发展基础上,布局更多优秀项目,通过例如海上游乐中心、邮轮游艇等项目,打造高端旅游产品,实现与东南亚市场的差异化,展开更长远的布局,才能保证海南旅游的长盛不衰。” 周鸣岐表示。
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,对于当下,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,那时从学校毕业,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,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,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,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,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,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,我奉命出差,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,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: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,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,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,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,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,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,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,更使我忐忑不安,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,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,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,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,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,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,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,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,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,享受龙井的美妙,一杯接一杯,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,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,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,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,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,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:“你这种身体,怎么当记者呀!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,算不上疾病,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,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,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,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,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,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,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,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,上海分社“开张”,包括分社负责人,人员只有七八个,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,又是全国工业基地;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,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,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,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,无所适从。某年,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,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,责任不在于我,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,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,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,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,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,真是醍醐灌顶!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,目的明确,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,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,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,明确了“面向中间,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,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,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,读得我如痴如醉,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,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,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,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,还当面请教,受益匪浅,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,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,我的多位老同事,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,他们是我的益友,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,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,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,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: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;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,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,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,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,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,十分难得;唯有满怀感激,永远念叨:“师恩难忘”!
(历史资料)